黄有光:比尔·盖茨离婚,一夫一妻制是否过时?

2021-05-22 13:33 作者:佚名 原文链接:点击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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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63一夫一妻制是否过时? 比尔·盖茨的离婚引致的一个思考

关键词:婚姻、一夫一妻制、比尔·盖茨、性服务、人口[1]

最近比尔·盖茨的离婚与婚外情新闻,引致一些关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否过时的讨论。十年前,西安交大金禾中心俞炜华的《婚恋与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也论述过婚姻消亡论。

有评论者说比尔·盖茨的人设[人物设定]崩了。其实,我们不应该为了他做了几乎所有男人都会做的事,就否定他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在进化生物学上,男人与女人最大的不同是,一个女子需要九月怀胎,多年哺乳与教养,才能够有效地把基因遗传下去;而一个男子,只要约一个小时,就能够把基因遗传下去。因此,男人天生人人花心。如果有男人说他不花心,你可以有信心地假定,他或者是性无能,或者是讲谎话。因此,对比尔·盖茨的离婚与婚外情不必过分夸张与谴责,何况他好像并没有用任何强制、威胁、欺骗等非法或不道德的方法。以他的财富与地位,可以说是已经很克制了。

不必排斥其他选项

本文要讨论的主要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否已经过时?笔者的答案是:是,也不是。作为人们的近乎唯一选项,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已经过时;作为人们的一项主要、甚至是应该被鼓励的选项,还没有过时。

作为人们的近乎唯一选项,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老早就已经过时。即使大多数情形,一夫一妻的婚姻对个人与社会都是有利的,是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的,我们也不必排斥一些人的其他选项,包括单身、同居、协议非单一配偶制(Consensual non-monogamy), 甚至性服务等。这些安排,主要影响直接有关的人,社会不必去限制他们的选择。如果你本人不接受配偶购买性服务,你可以与之交涉,甚至离婚,但社会看来没有禁止的理由。其实,性服务一方面给那些没有配偶者购买这种服务的选项(这在男女比例失衡与大批单身乡村居民入城工作的中国尤其重要),另一方面给天生花心的男人避免用更加造成家庭与工作不稳定的方法(包二奶、勾引上司的女儿等)来获得满足,对增加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有重大贡献。

一种现象,可能负作用大于正的,如果不存在,可能更好,但如果靠政府去禁止,则往往更加糟糕。例如饮酒,过分酗酒造成许多问题。美国曾经于约一百年前全面禁酒(叫Prohibition),结果造成黑市、劣质酒、高价、黑势力的兴起、警察的贪污、法律尊严的下降等巨大危害,比酗酒的危害大几十倍,结果只好取消禁酒令。

人们认识不足:鼓励婚姻与一夫一妻制的一个理由

既然笔者主张,在没有严重影响他者(例如通过破坏环境)的条件下,应该尽量让人们有选择的空间,为何在婚姻与一夫一妻制上,不也让人们选择就好,为何可能应该鼓励呢?

首先,虽然婚姻是让人快乐的,但大家却没有足够认识到。在荷兰与美国,人们多数认为,结婚并不能够增加生活满意度,但实际上,研究结果却发现,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受到了婚姻的正面影响(Kapteyn等2010,第99页)。

其次,我们常常会被新闻报道或传闻所误导。我们常常听到某某人婚姻破裂,某某人离婚等坏消息,使人们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多数快乐的婚姻没有什么传言,而少数有问题的婚姻就有很多传言。你如鱼得水时,不会找亲戚朋友谈;你有问题时,才找亲戚朋友谈。所以很可能会误导旁观者。

几年前,在中国一家顶级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有一个有趣的结论。文章的标题是“好男人都结婚了吗?”,但研究的结果是:“不是因为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因为结婚了,有了妻子的‘相夫’,他才成为能够赚取高工资的好男人”(王智波、李长洪,2016,第838页)。所以,如果对象适合,一夫一妻的婚姻大概是互惠互利程度最高的安排。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男女关系并不需要结婚,而且性爱服务在市场上也可以买到。然而,双方长期相互适应配合,而能达到的各种关系的高度,并不是一夜夫妻或商业服务所能够达到的。经济学有分析“在工作中学”或“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男女关系也是一样的,也需要长期学习。有研究表明,最好的性爱是在双方关系15年或更长久之后[见: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6/jul/23/why-sex-is-better-in-a-long-term-relationship ]。

根据近年美国的一个研究报告(Amato & James 2018),结婚后快乐增加,但过后好多年快乐略微下降,尤其是5到10年后,看来所谓“七年之痒”有一定的根据。但十多20年之后,快乐又会大量回升。上海政府2015年的报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这个报告发现,八成以上的上海女性感到幸福。而在所有女性中,幸福指数最低的是结婚不到三年的女性。最高的是结婚20年或更久的女性(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10.28的报道)。看来婚姻真的需要双方长期耕耘,才能够收获长久的快乐。由于涉及长期的回报,人们往往低估其利益。(详见网易研究局“黄有光专栏”,2020年5月25日的文章:《结婚比单身快乐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

避免人口下降:另外一个理由

中国人口已经面对下降的趋势,不但应该马上全面放开生育,解除限制,甚至需要鼓励。虽然单身与同居者也有生育孩子的情形,但毕竟是极少数。其实这是几乎所有经济水平比较高的社会所面对的问题,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快餐、外卖、电视、电脑、网络等方便与娱乐,使单身成为很多人认为不错的选项。

平均而言,一个女子一生需要生育2.1个婴儿,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人口不下降。这个数目超过2的原因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婴儿都能够长大成人。在儿童死亡率比较高的社会,这个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需要约2.3或更大,才能维持人口总数。在很多地区,这个数字比2小很多,例如近几年,韩国低于1,新加坡低于1.2,中国大陆低于1.7,如果没有大量移民进入,长期人口会快速减少。(中国的数据,将来会向韩国等“看齐”。)

单身与生育率低是人们的选择,为何社会需要干预呢?这是因为涉及可能但还未出生的孩子的福祉。

快乐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例外只有一些非洲的很贫穷与有战乱的几个国家与东欧几个在转型时期的国家),绝大多数人是快乐的。不过,几乎所有的家庭,在决定是否要生育时,并不会考虑这个多生的孩子将来的正福祉,只考虑多生对原有家庭成员的影响。如果这影响整体而言是负的,即使不是负很大,例如负100个单位。那么,即使新出生的孩子将来会有一万个单位的正福祉,远远超额抵消对原有家庭成员的负100个单位的影响,那个家庭多数不会决定多生。绝大多数人,对可能但还没有出生的人(prospective persons),好像几乎完全没有同情心。

然而,从整个社会而言,不可以不考虑可能但还没有出生的人的福祉。不然,就会有下述悖论。如果有一种气体,放入大气中,会使全球的人更加健康快乐,但失去生育能力(但没有失去,反而加强性能力;哈哈!),100年后就没有痛苦地去世。世界灭亡!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快乐的增加,超额抵消不能够生育的损失,则从原有人们的观点而言,释放这种气体是好的。然而,如果考虑到可能但还没有出生的人的福祉,笔者认为是不好的。(详见网易研究局“黄有光专栏”,2019年1月9日的文章:《应该全面放开限制 甚至需要鼓励生育》。)

除了有利于生育,一夫一妻的婚姻,对孩子的教育与身心健康成长也有比其他制度更好的作用。因此,一夫一妻制并没有过时。

文献

王智波、李长洪 (2016). 好男人都结婚了吗?《经济学季刊》,15(3): 917-940。

AMATO, P. R., & JAMES, S. L. (2018). Changes in spousal relationships over the marital life course,In: Alwin D., Felmlee D., Kreager D. (ed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Life Course. Frontier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vol 2. Springer, Cham,pp. 139-158. 参见:https://www.businessinsider.sg/happiest-point-in-marriage-2018-4/?r=US&IR=T

DIENER, E., KAHNEMAN, D. & HELLIWELL, J. (2010).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PTEYN, Arie, SMITH, James P. & VAN SOEST, Arthur (2010). Life Satisfaction, In Diener et al., pp. 70-104.

[1] 本文部分取材自本专栏以前的文章。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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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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